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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爸与地瓜签“合同”

1998-11-26 来源:光明日报  我有话说

爸爸与地瓜签“合同”的事发生在1962年。

那时,爸爸在山东聊城建筑公司当工人,由于国家正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,粮食按指标定量供应,他从事的又是体力劳动,经常吃不饱肚子,挨饿是常有的事。白天还好混,到了晚上就难熬了。饿得实在没有办法时,就到马路边的菜市场上捡些烂菜拿回宿舍煮煮吃。当时我妈带着我们姊妹四人在农村老家生活,农村的情况比城里稍微好些,地瓜和地瓜面基本能填饱肚子。爸爸每次回家,妈妈总是多做一些饭,在锅里多蒸一些地瓜和地瓜面窝头,多煮一些地瓜玉米面稀粥,再在锅底下多烧一些地瓜,算是给爸爸“改善”生活了。开饭时,爸爸狼吞虎咽地吃东西,也顾不得说话。那时我们还小,看见爸爸吃饭的样子,都睁大了眼睛,静静地坐在矮桌边看他。不一会儿,半筐子东西就吃没了,接着又端起海碗喝稀饭。等爸爸吃得差不多了,发现我们都在惊奇地看着他,没好气地瞪着眼睛冲我们说:“看什么!看什么!吃你们的去!”我们谁也不敢说话。后来,爸爸在城里饿的实在受不了了,就响应上级的号召,下放回到农村老家当了农民。回家后,爸爸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刨地瓜劳动,看到刨出的满地地瓜,他显得非常激动,并当着众乡亲的面郑重宣布:“从今天起我正式与地瓜签订合同了!今后我就种地瓜吃地瓜。”

爸爸与地瓜签订“合同”以后,过了许多年农村的情况也没有好转,他一直履行着他的“合同”,在生产队里种地瓜吃地瓜。到了七十年代,正值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村里整天抓阶级敌人,搞阶级斗争,农民无心种地,生产情况比62年还差。后来,公社里又实行了按上交公粮多少,定量留成农民口粮的政策。这样一来,我家的情况更糟,爸爸连地瓜都吃不饱了。记得有一年到了麦口,家里连一粒粮食也没有了,巧妇难为无米之炊,妈妈真的犯了愁。到了吃中午饭的时候,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,谁也想不出解决午饭的高招。爸爸先沉不住气了,冲妈妈说:“他娘,你再去翻腾翻腾!”妈妈也没吱声,悄悄过去一个又一个的翻缸子。忽然她眼睛一亮,大声说:“有了!”只见她从一个大缸里拎出一个小口袋,大家围拢过去一看,原来小口袋里放着几斤麸子。正在我们疑惑不解时,妈妈却高兴地说:“今天就做麸子面大饼!”于是,一顿麸子面大饼的午饭就成为我少年时代的“美餐”,深深印在脑海里。

1978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天空中响了一声春雷,给神州大地送来了春天,我家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一是我考上了中专,算是家里出了名“状元”。二是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家分到了十来亩的承包地,种上了自己的责任田。爸爸站在自己的责任田里,高兴劲就甭提啦,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劳动,连早饭都不愿回家去吃。一年下来,家里的大缸、小缸和口袋都盛满了粮食。第二年,爸爸更换了农作物的种植品种,不再种植他签订“合同”的地瓜,多种小麦和玉米,秋季以后家里的粮食堆成了山。有了粮食,家里的生活自然得到改善,每顿吃的都是白面馍馍,爸爸也不再吃他签订“合同”的地瓜和地瓜面窝头了。远房的哥哥爱和爸爸开玩笑:“六叔,你不是与地瓜签订合同了吗?你该继续种地瓜!”爸爸深情地说:“感谢党的政策好啊!如果不实行联产承包,恐怕我再种二十年地瓜也不会吃上这白面馍馍。赶上了好时候,我这辈子没白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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